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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法政委对我家的关怀

发布时间:2017-04-19来源:哈军工北京校友会作者:唐瓦加浏览:

  2017年4月16日是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政治委员谢有法中将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作为哈军工子弟, 回忆往事,写出我记忆中的谢有法中将与我们家友谊的两件事,以纪念这位开国中将。

  谢有法政委向我母亲祝贺节日

  1960年中苏关系加剧恶化。苏联政府撕毁合同,从中国撤走了全部援华的苏联专家。我们的这个“中俄家庭”也随之受到了很大冲击。1962年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一位官员威胁持有苏联护照的我母亲,要她迅速离开中国返苏,否则后果要她自己负责。当时我母亲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但她还是一口回绝了。这是因为她怀有对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无比热爱和友好感情、对我们这个“中俄家庭”的无限忠诚。从1960年那个时候起,在哈军工院内就没有苏联专家和苏联人了,只剩下了我母亲一人是苏联人。但我母亲住在哈军工大院里并未感到孤单,她受到了周围“哈军工”人的亲切关怀和照顾。

  1962年11月7日的下午,上中学的我放学回家后在家里写作业,听到有人敲门,我跑去开门。只见谢有法政委站在门口,他问道:“你妈妈在家吗?”我回答道:“在, 请进吧!”我们家当时住在哈军工大院内“小红楼”的第48号楼,“小红楼”每套单元都是上下二层布局。妈妈得知有人来,就从楼上走了下来。

  谢政委站在门口过道上向我妈妈问候道:“唐瓦柳同志,今天是你们苏联人的伟大节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我特地来祝贺您节日快乐!现在外面没有什么庆祝活动,您在家要过得愉快呀!”我连忙把谢政委的话翻译给不懂汉语的母亲听。母亲听后顿时热泪盈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我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才深刻理解母亲当时的心情。是呀,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的背景下,母亲作为一个普通的苏联人,她亲身体会到了来自两个国家对待她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她心里十分清楚,她留在中国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中国是她的第二个祖国,是她当时唯一能依赖幸福生存的地方。看着母亲激动,却无法言语。我还是小声用俄语提醒着母亲:“妈妈,快让谢政委到屋里去坐呀”。母亲这才说:“谢谢您来我家祝贺,此时此刻我激动万分。我十分感谢中国政府的关怀,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再次谢谢您......”,我赶紧把妈妈的话翻译给谢政委听。谢政委微笑着说:“ 那好,我还有其它工作要做,就不进去坐了”。谢政委和妈妈握手后,转身告辞了。我现在在想,当时谢有法中将作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政治委员每天都要为全院员工的政治思想工作而操劳,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没有忘记我们这个家是“中俄家庭”。他的到来和看望,代表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也充分体现了哈军工领导人的智慧和工作艺术。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而且当事者也只剩下我一人在世,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当时令人激动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在沈阳军区司令部拜见谢有法中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祖国大地春暖花开,大批在“文革”时期遭受迫害被打倒的干部纷纷被平反解放出来。十年灾难断绝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文革”后的重逢给他们带来无限的喜悦和激情。父亲唐铎在经受“文革”时期的监狱的苦难之后,更加有着早日见到自己革命战友的渴望心情。

  在那个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父亲和原哈军工政委谢有法中将都遭受到了痛苦的磨难。 1966年初,谢有法将军奉命调到了北京,出任中共中央基本建设部政治部主任,他到京后还未来得及工作,就陷入了文革的乱世里。1970年谢有法将军被派到建委的江西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除了要参加插秧、种菜等劳动外,还要一遍又一遍地写出检查材料。三年后,那个“五七”干校搬迁了,他又随着干校去了河南。直到1975年他才被允许回到北京,结束了5年的务农和检查的生活。

  1978年对于谢有法同志和父亲来说都是一个不平凡之年,在这一年里谢有法同志被平反解放了,他被恢复了军籍,重新穿上了军装,并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政委。

  而父亲也正是在那年被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并恢复了辽宁大学副校长的职务,1980年他又当选为政协辽宁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谢有法中将接到指派他去沈阳军区工作的任命后,精神振奋,立刻走马上任了。1978年冬,他一到沈阳不久,就给父亲打来了电话,表达了希望早日见到老战友的愿望。在电话里,谢有法政委说:“我可不是从北京给你打电话的,我现在是在沈阳,从自己的办公室打给你的。”他的这句话给了父亲一个很大的惊喜。谢政委接着说:“我们可是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我又听说你在”文革“时期坐了监狱,不知你现在的身体怎么样?你太太和孩子们的情况都好吗?”父亲被自己的老首长的关心和问候所感动,他激动地回答道:“谢谢您的问候,我们全家都很好。”谢政委又介绍了自己的近况。他说:“我这次是和爱人贺伟一起来到沈阳的,由于住处未定,我们现在都暂住在沈阳军区招待所里。但我们很想见你们全家,只好邀请你们来我的军区办公室坐坐,贺伟也很想见见你们啊!”就这样,约见的时间定了下来了。

  第二天下午一点钟,父亲带着母亲及我们两个孩子来到了沈阳军区司令部大院,谢有法政委已派秘书在大院门口等候了,秘书带领我们全家到了谢政委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很宽敞,墙上挂着一张东北地区的军用地图,办公桌上有几部电话,靠墙一边是大长沙发。

  两位将军见面格外亲切,他们紧紧握手,互致问候,谢政委的夫人贺伟也在办公室等候我们家人的到来。母亲一见到贺伟就激动起来了,按俄国人的方式上前给了谢夫人一个热烈拥抱。见面问候之后,大家就坐了下来,开始交谈起来了。   相隔14年后,两家人再相逢,心情总有说不出来得激动,总有说不完的话,但两家人在谈话中都没有涉及和提起两位将军在“文革”中各自所处的悲惨境地和遭受的磨难,他们谈论到了各自的家庭、孩子的情况。但他们谈论更多的话题是围绕着“哈军工”,他们谈论着哈军工搬迁后的命运,惋惜着哈军工的解体,关心着搬到长沙的哈军工主体和搬到西安的空军工程系的未来,父亲与谢有法中将在哈军工共事多年,正是由于哈军工让这两位将军走到了一起。“哈军工”自然是他们交谈的永恒的话题。

  那次会见是父亲与谢有法中将“文革”后的第一次相逢。但父亲自己也没有想到,那也是他们两位将军的最后一次的相见。1983年底,父亲在中共辽宁省委扩大会议上突发脑溢血倒下而不幸逝世了,当时在京工作的谢有法将军因身体不好,在京住院,特派夫人贺伟赴沈阳参加了父亲的追悼大会,贺伟和其他哈军工首长的到来给了母亲极大的安慰,帮助母亲度过了她那极其悲痛的时刻。

  在这重要纪念的日子里,我们深情怀念谢有法将军,他对我们家的关怀和友情,被我们后辈永远牢记在心中。

  谢有法将军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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