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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将军的会面

发布时间:2017-04-19来源:哈军工北京校友会作者:唐瓦加浏览:

  今年4月13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张衍将军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缅怀他对我军实现强军现代化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之际,我们作为后人,回忆起往事,思绪万千。不禁提起笔来写出一点点回忆,以此纪念张衍将军的高尚品德和正直的为人。

  记得是在1977年9月,那时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不久的一天,在北京的一家小旅店里,有两位老同志正在热烈交谈着。他们其中一位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被“解放”出来,又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岗位的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张衍;另一位是在文化大革命被关押入狱7年之久后出狱的、但仍受到审查的辽宁大学物理系的勤杂工唐铎。这两位老同志是曾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过的两位将军,他们在分别13年后第一次重逢。这也就是我要回忆的张衍将军与我父亲唐铎的那次不寻常的会面。

  我父亲唐铎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四人帮”﹑林彪﹑康生迫害,以莫须有的罪名“苏修特务”被沈阳市公安局军管会被捕入狱的。直到1974年11月21日才被释放出狱,并作为继续“接受审查”的对象,被安排到辽宁大学物理系资料室当勤杂工,而且一干就是4年。 

  1977年9月,我父亲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王弼同志治丧委员会”发来的唁函,邀请他赴京参加王弼同志的追悼会。   王弼同志是我父亲的革命战友。他是中国航空界的先驱,是我军首任军委航空局政委,也是我父亲在莫斯科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的同学。王弼同志后来因身体健康状况欠佳,就只担任国家三机部顾问工作。

  我父亲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发来的唁函后,立刻请示了辽宁大学革委会。经辽宁大学革委会讨论研究,又上报辽宁省革委会后,最后做出决定:同意他前往北京参加王弼同志的治丧活动,并可由一名子女陪同。

  于是,在1977年9月,我陪着73岁的老父亲来到了北京。由于他当时还没有被平反和恢复辽宁大学副校长的职务,三机部有关部门就根据我父亲当时的情况,把我们安排到了一家很小的旅店住宿。那家小旅店座落在狭小胡同里的一座二层楼内。由于小旅店被楼前的高大建筑物所遮挡,旅店楼内光线不足。客房的布局非常简朴:两张木床﹑两把木椅﹑一个小茶几,房间里既没有卫生间,又没有电话。该旅店客房不多,但住宿的人却不少,可能是住宿费便宜的缘故吧。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们住进旅店进行登记时的情景。当时,是我帮我父亲填写的旅店“住宿卡”。在填写父亲“职务”时,我抬头问父亲应该填什么?父亲回答到﹕“如实填写嘛!”,于是,我在父亲的“职务”一栏里写上了﹕“辽宁大学物理系资料员”。登记完后,我们父子被安排到了二楼的一间客房里。

  我们在那家小旅店住了好几天。在参加完王弼同志追悼会后,父亲想借此来京机会,见一见在北京工作的与他共事过的原哈军工的同事们。于是,父亲到了旅店值班室,排号打上了电话。他首先是给张衍将军打的。张衍同志是我们家住在哈军工小红楼的老邻居,他是原哈军工政治部主任,是与我父亲共事过多年的老同事。我父亲从哈军工调出的第二年,张衍将军被调到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任党委书记。我们到北京的那年,他已被调到北京,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了。

  张衍将军在电话里听到父亲的声音,非常高兴,立刻很客气地说道﹕“很高兴知道你们现在在北京,我们可多年没有见面了。你们刚到这儿,人生地不熟,又没有车,你们就不用来看我了,还是我下班以后再去看你们吧!我还有有关哈军工的重大的消息要告诉你呢!”那次会见就这么约定下来了。

  当天晚上,时针快指向8点的时刻,我和父亲在房间里听到旅店值班人员在走廊里的喊声﹕“二楼204号房间的唐铎,楼下有人找”。我们想,那一定是张衍将军来了,父亲忙叫我下楼去迎接张将军。我飞快的跑下楼去,看见在一楼值班室登记窗口前站着两个人:张衍将军和他的儿子。张衍将军穿着淡黄色的衬衫和浅色裤子,他的儿子穿着白衬衫和蓝裤子,我虽然13年没有见到张衍将军和他的家人了,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父子俩人。张衍将军也一下子认出我来,他一边与我握手,一边慈祥地看着我,说:“你是老二瓦加吧?”我高兴地说:“是的,是的,这次是由我陪父亲来京的。”他接着说﹕“很好啊!不过你们住的这个小旅店很不好找啊,我们是问着路才找到你们这儿的,这家旅店通向外面的胡同窄小,车也开不进胡同,我们走了一段路才找到这里的。”我忙表示歉意,并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这时我对旅店值班室的年轻工作人员说道﹕“他们是来看我父亲的客人,让他们上去吧﹗”不知为什么,那个值班室的年轻小伙子却沉着个脸,他看了一下手表说道﹕“那好吧,先登个记吧。”趁张将军在登薄上登记时,我赶紧与陪同张衍将军来访的、我童年的朋友张汀江寒喧起来了。同时我注意到,就在张将军登记时,值班室的那位年轻人又反复看过两次表。当张将军登记完后,值班室的年轻人接过“来宾登记薄”后对张衍将军说道﹕“你们这么晚来会客,要快点,我们旅店晚上十点关门,你们可不能在这儿过夜啊﹗”张将军立刻抱歉地说道﹕“我今天的工作太忙,下班又晚了点,所以这个时候才来的,很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于值班室年轻人的不友好态度,我十分生气。于是上前对那个年轻人解释说﹕“他们是北京市居民,家就在北京,怎么能到这儿过夜呢?”年轻人像是没有听见我的话,一本正经地对张衍将军说﹕“请你把你的工作证押在这里,出来时我再还给你。”张衍将军倒是二话都没有说,就从登记窗口把自己的工作证放到了值班室内的桌子上了。然后,由我引路,我们仨人一起上了二楼,来到了我父亲的房间。

  自从1964年我父亲离开哈军工后,这两位将军已经整整13年没有见面了。这次,两位将军见面都格外的高兴和激动,他们有许多话要谈、许多事要讲。我趁着父辈们在热情洋溢﹑津津有味的交谈之时,与张将军的儿子张汀江也闲谈起来。我们也是十多年未见面了。就在我们分享各自近况的时候,我听到了敲门声,随后那位值班室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进来后,直奔张将军的座位处,毕恭毕敬地用双手把张将军的工作证递还给了他,然后,胆怯地﹑小声地说道:“对不起,首长,这是我的错,我真不知道您是......”。张将军接过自己的工作证,放进衬衫口袋里,又笑着对这位红着脸的小伙子说道:“没什么, 你工作还是很认真负责的......”。说完,张将军又继续与我父亲交谈起来,年轻人也转身离开了房间。我跟张汀江交换了一个眼色,我们两人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了。不一会儿,又有人敲门了,这次进来的还是那个年轻人,这次他手里拿着一个暖水瓶和四个茶杯,看来,他是给我们大家来沏茶的,我赶快起身去帮忙。看着这个年轻人的前后表现,真叫我哭笑不得。我当时心里就想,看来,这个年轻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来看望一位资料员的来访者竟是国家政府的要员。这真让他受惊了。

  一个多小时的会见结束了。在张衍将军父子离开了旅店后,父亲激动地告诉我他刚才从张衍将军那儿得到了一个特大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在一个多月以前的7月23日,邓小平同志亲切接见了己搬迁到长沙的原哈军工主体,长沙工学院负责人张文峰和训练部副部长高勇两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和请求。邓小平当场也谈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就想让军队带个头,以你们在长沙的学校为基础,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邓小平又打电话把张爱萍上将请来,就组建国防科技大学事宜进行了进一步的落实。可以说,1977年7月23日,是哈军工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天,一代伟人邓小平第二次正式复出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了长沙工学院的命运,这一天成为该学院重新回到军队序列的吉祥之日。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对于曾为哈军工鞠躬尽粹工作并贡献过自己才智年华的我父亲来说,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啊!虽然父亲离开哈军工已经13年了,但他1953年从苏联回国后﹑从参加哈军工创建工作的那个时候起,就把自已的命运与这所闻名全国的军事工程学院紧紧地连在一起了。所以,当时这个消息对于他来说是多么振奋呀!

  父亲与张衍将军在京小旅店那次不寻常的会见,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我时常还会回忆起那短暂却让人难忘的会面,对那次父辈们的重逢仍记忆优新。我想,是什么原因让那次父亲与张衍将军的会见给我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呢?也许是小旅店值班室那个年轻人戏剧性的表现,也许是逃过文革灾难一劫后老同志幸福的相逢,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让我能牢记不忘那次会见的原因是:那天,父亲和我知道了“哈军工”人又要重新站立起来的喜讯。而且从那时候起,我们父子都更加坚信了“哈军工”人所盼望的那一天是就会很快要到来的。当时,虽然张衍将军和我父亲都离开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他们仍保持着他们在哈军工建立起来的革命友情,他们仍关心哈军工这所院校的命运,关注着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后来,1978年,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将长沙工学院改建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张衍将军出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带领“哈军工”人真正地把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办了起来,实现了伟人邓小平的愿望。

  今天,在纪念张衍同志将军100周年之际,写出这篇回忆文章以怀念敬爱的张衍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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