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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老院长刘居英逝世 | 听开国少将讲述“永远的名校”

发布时间:2016-03-18来源:作者:哈尔滨日报浏览:

 

       2015年12月6日5时45分,原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哈军工)刘居英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98岁。

       对开国少将刘居英而言,一生中有两个学校对他影响至深。一个是青年时代,18岁的他以数学100分的成绩考取当时的北京大学。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投笔从戎,走出学校参加革命,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一名军事将领。


 

 

        1954年,毛泽东亲自签署任命状,任命刘居英为当年创建的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位于哈尔滨,故简称哈军工)副院长,协助院长陈赓办学。1961年3月陈赓大将病逝,刘居英接任院长。

 

 

        2005年,刘居英在接受凤凰中文台《口述历史》中,回忆了他心目中永远的名校——哈军工的历史。

  

        二十世纪60年代,在中国,有一所大学与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齐名。因为坐落在哈尔滨,人们习惯地称这所学校为“哈军工”,而它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这所学校,曾凝聚了毛泽东时代所有关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梦想,有150多位将军,39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更多的时代精英都曾经在哈军工度过难忘的时光。


 

(一)坟茔上的奇迹

陈晓楠:1950年,毛泽东用“唇亡齿寒”四个字就概括了出兵朝鲜的意义。从那时起,刘居英奋战在朝鲜战场上。他亲眼见到中国军队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所付出的巨大的伤亡代价,这个代价也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成立20几年来,第一次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

刘居英:美国伤亡很大,我们伤亡也不小,确实不小,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我也参加了。我们这个队伍是能打仗的,美国不如我们。但是,我们伤亡大,就是美国装备现代化,各军兵种联合作战,部队的演习是现代化的。我们呢,基本上还是以步兵为主的队伍,扛着步枪、机关枪进去的。当然也有炮,解放天津、淮海战役也缴获了不少炮,但是并不配套;坦克有几辆,也不太多;飞机那时候我们刚成立,刚训练;海军军舰根本不能到海边上去,一江山岛那儿一打,打沉了好几个。

所以,我们属于以步兵为主的这么一个军队。打败了蒋介石倒是真的,但是,他也不是合成军队。但是美国是个现代化的军队呀。有许多都是绝对优势的,制空权基本在人家那儿啊,我们还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把他包围起来了,人家坦克车开道,呜呜一开走了,比我们两条腿跑得快得多。

那个仗还要继续打,所以我们的部队急需变成现代化的军队。这是解放军哪,从八一起义到现在,一个大的飞跃,非这么干不成,不然我们国家政权巩固不了,出事我们解决不了啊!牺牲的人太多。所以这就是两个问题,一个装备,我们自己那时候不能生产啊,飞机也不能生产;第二训练,给你装备之后,谁开呀,怎么打呀,坏了谁修啊。现代化装备可以花钱买,勒着肚皮花钱可以买,但是交给你,你能够维护、使用,能够根据这个基础再研究、设计、制造、创造,这一批还是军事的技术干部,高级的,没有这个,现代化保证不了。

所以,党中央开会决定使军队迈一大步,现代化的一大步,跨越式的。所以就决定成立这么一个学校,正规的学校,训练高级军事技术干部,就是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紧急成立,紧急调干部,指定陈赓,你干这个事。陈赓那时候是志愿军代司令员。

陈晓楠:毛泽东有一首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他记述的是一段湘江赏月的往事,陈赓就是其中的一位“同学少年”。

作为当年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陈赓是当时著名的“黄埔三杰”之一。那一年黄埔军东征失败,陈赓救下了想要自杀的蒋介石,冒着生命危险把蒋介石从火线上背了下来。此后陈赓成了蒋介石的侍从参谋。然而,当他从蒋介石叛变的屠刀下救出黄埔的所有共产党员后,他与这位前校长成了终生的敌人。

在刘居英的记忆里,他对陈赓更进一步的了解,却是在50年代的朝鲜战场上。当时的陈赓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刘居英是志愿军铁道兵司令。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这场战争中见识到世界上最为现代化的军队的力量。

1952年,朝鲜战场上胜负难料,陈赓被一纸委任状急召回国。毛泽东说,限你三年之内把学校办起来。而此时,除了一些来自苏联的专家,陈赓一无所有。据说,他曾在某次会议上抱拳请所有人多多帮忙,然后就一路北上,将学校的地址,选在了哈尔滨。

刘居英:选位置选到哈尔滨,选到哈尔滨现得文庙街,南岗。南岗是什么地方呢,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一个传染病院,很简单的一个传染病院,旁边是山东人的坟地。山东人进城打工死了没地方埋,埋那儿了。

从52年开始建,53年9月1号就要开学。52年建10万平方米,53年也计划建10万平方米,9月1号才建到6万,学生刚进来就这么样开的学。那个地方天寒地冻啊,冬天说搬坟,搬4000多个坟。

陈晓楠:1953年9月1日,陈赓成为哈军工的第一任院长。这位行事果断、迅速的将领为了哈军工的筹备建设,曾经为一纸批件将周恩来堵在厕所中。周恩来无奈地说,你真应该写到自传里。而陈赓过人的胆识更体现在全国调集教员的时候。刘居英说,那时哈军工的教员,被人们戏称为“八国联军”。

刘居英:真正搞军事,飞机、大炮、军舰,搞这个的,在中国学不着,但是在外国留学的可以学着,人家有这个学校啊。所以有些人就回国了。蒋介石那时候也收容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家回来了。但这些人哪都说“八国联军”啊,都是从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地方回来的。要按那时候来讲,这可复杂得很了,谁也不敢用啊。但是我们军工,陈赓那时候考虑,非用不成,没有怎么办哪?都让苏联人上课,上课谁懂啊?现学俄文,他不教怎么办啊?所以这个都来了。

陈晓楠:1953年9月1日,哈军工正式成立了。此时的刘居英,还作为志愿军铁道兵运输司令,奋战在朝鲜战场上。那时的他并没有想到,此后不久,他将和哈军工这所著名的学府结下不解之缘。

对刘居英而言,一生中有两个学校对他影响至深。一个是青年时代,他曾以数学100分的成绩考取当时的北京大学。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投笔从戎,走出学校参加革命,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一名军事将领。1954年,刘居英从朝鲜战场上回国,这一次,他将要再回到学校中去。

刘居英:解放战争进入东北的时候,我是从山东过去的,大军过江,我们是指挥所的,搞小船过渤海,10个师啊。后来到东北,我搞军运,支援朝鲜搞运输,也经过很多战斗。大学生学得不怎么样,打仗还可以,我54年4月份回来的,朝鲜打仗啊。陈赓当时是哈军工的院长兼政委,所以他也想搁个人,他管大事,搁个人给他顶着日常工作。所以,在中央开会就提出来,说得找这么个人。还说,这个人难整啊,军队都是农民暴动起来,一个大字不识的很多人,去哪儿找这么个人?还幸亏有这么一个,我这个臭名远扬,我进过大学,北京大学啊。陈赓说,这个人成,这个人脑袋成,他也能打仗。陈赓赞成,这样给我委任了,中央定的。

 


 

(二)微澜

陈晓楠:这是当年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委任状,从此,刘居英成为陈赓的助手,哈军工的副院长。1955年,刘居英成为新中国几个最年轻的开国少将之一。那时的哈军工,已经开始声名鹊起。在刘居英印象中,哈军工的招生工作也开始有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风波。

刘居英: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招军内的干部,后来军内不够用了,所以到1960年的时候,就决定从地方大学里优先保送录取。正赶上那个时候是大跃进哪,大跃进各方面都要工程师,各军兵种那更不用说了,这个说我得建100艘军舰,那个说我建1万辆坦克,那工程师就多了。就有一所军事工程学院啊!所以,1960在广州开会的时候,罗瑞卿总长开会,说,你们需要多少人哪?一统计,需要37万,三年之内需要37万军事工程师。军事工程学院一年要产13万,我哪来那么多?母鸡下蛋也得喂呀!不成啊!后来逼得说,这两年你奔1万人干。其实,开始的时候工程学院的定额是4000学生。这么设计的,一年招800人。所以,61年招了2900人,先前又招了2200人,加一块是5150人。这样招人,等级下降了。

根据我们的教学计划,技术课上的比清华还多,我们的数学课比北大数学系还多呢。我别的不懂,高等数学我都学过。我一看不成,数学系三年级学生的课程,那么多,到这时教学质量下降啊,学生学不下去,自己要回家跑。所以留级七八百,处理了五六百,这叫“泻大肚子”。所以,62年的时候,我们就严格招生标准,不能低。所以,这一年招了好学生,都在地方学生中招的。北大、清华、哈军工,全国最有名这三个学校,当然都要招好学生。62年招生我还亲自下手去上海选好学生。那时候就和清华有点小矛盾了。全国统考,第一、二、三、四,你想要多少。我想要多少?其实我跟蒋南翔(当时的教育部长——编者)还很熟啊,我们“一二·九”一块儿干起来的。现在争学生,我们的招生老师、当时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还挺好,说,你们俩吵什么?后来我们就互相拉勾了,你要点,我要点,后来传成佳闻了。我说,我们没啥矛盾,就是都要点好的。

陈晓楠:二十世纪60年代初,哈军工已经与清华、北大齐名。那个时候的哈军工在人们的心中,还带有一点神秘的色彩。当时的开国元勋们,他们的子女或者亲属很多在哈军工就读。十大元帅中有七位元帅的子女,十位大将中有六位大将的子女、亲属就读“哈军工”。有人说,哈军工几乎成为“将门相国之后”的专门学院。

陈毅的儿子陈丹淮,也曾经是哈军工的一名普通学员。在一次访谈中,他曾经提到过当年报考哈军工的经历。实际上,即使身为干部子弟,一样要有优异的成绩才能通过哈军工几乎苛刻的招生考试。“硬碰硬”的过程,和普通学生丝毫没有分别。

刘居英:开始的时候,高干子女考得很好的也是很少数,过我们录取线的人比较少。后来61年大跃进了,扩大招生了,录取线下降,那时候哈军工也有名了,清华、北大、哈军工,都有名,老百姓都知道了,所以干部子女都愿意考。这时候,考试标准也下降了,在合格以上进来了。但是最后的时候,到62年一整顿,不合格的该留级的,该退学的,干部子女也不少。有的来人说,我们再学一期?不成,学不好,不成了。

那时候有反应啊。这些子女一退学,家长不愿意呀,以为能望子成龙。所以就讲,你这个军工是不是也讲阶级了?你们军工是不是没有阶级观念哪?我们这些子女,红家庭的子女,跟做企业的经理的子女一样看待,所以成了阶级路线如何如何。

陈晓楠:在许多不同的记述哈军工历史的书中,对哈军工成立的意义几乎有着同样观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诸兵种、多学科、综合性正规高等军事技术院校的诞生。的确,虽然早在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建了船政学堂,由此开始了中国军事技术学校的历史,近百年间,只有哈军工的成立和出现,实现了中国军事面向现代化发展的跨越。

然而,具有开创意义的哈军工,在它把肩负历史命运视为己任的时候,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却成为它意想不到的束缚。有人说,在13年里,哈军工一直是带着镣铐起舞。在刘居英的记忆里,当时教学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政治运动带来的干扰。而这种教学与运动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哈军工时代的最后一刻。

 

(三)镣铐与舞蹈

陈晓楠:刘居英说,哈军工有两个黄金时代和两个倒霉时代。区别就在于政治运动多少。因为哈军工痴迷于教学,所以总是运动中不合格的那一个。第一个倒霉时代是50年代末,哈军工第一次被扣上了教条主义的帽子。从此,哈军工就总要想一些“鬼主意”,来对付运动对教学的冲击。

刘居英:57年反右派,58年大跃进,59年反右倾,所以就来个反教条主义,推翻我们这个教学组织。说,这是教条主义。北京开反教条主义会议,我们参加会议上,我觉得没法说,我哪有教条啊?所以就没递上这个发言稿,就成了罪状了。说,你全是用苏联办法训练的,你不教条怎么着?这回来又让我们自己反,就是整开了,让我们取消这个,服从运动,来点什么运动就停课。

这个时候我就跟陈赓商量,我说咱不能干,所以就没干。没干好就挨批呀。57年反右派开始,刘有光在家,我出门到苏联去参观去了,没太干,大概挨批了,这个学院怎么不反右派?我回来以后一着急,反了,一反还反错了,所以受一次损失。

反完了之后,还得恢复,还要干。我把工作人员和教员、学员完全分开,学员、教员,上课的人别搞运动,上完课回来慢慢再运动。工作人员,除了值班管事的,大多数全天运动。我不是也搞运动嘛,你说我没搞运动,天天运动,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办法。后来上边来人了,说,你非停不成。不能上课,那只有不上课了。不上课怎么办?运动只有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有办法,一个是星期天,一个是假期我不开了,我补,这不又上来了。有时候学生必须参与运动,好,学生参加三天,你使劲给我运动,所谓要运动,贴大字报,一个人20张,都贴完之后上课去,这不也挺热闹嘛?

陈晓楠:第一个倒霉时代还没有结束多久,1960年,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哈军工又一次遭遇危机。苏联专家突然撤走,蓬勃发展的哈军工因为支援分校建设,师资力量已经分散,而新的任务又如此艰巨。

刘居英:现在我们要搞两弹一艇,原子弹、导弹、核潜艇,奔这个目标下来了。教学力量减少了,任务全是新的,有的根本都没门,原子弹谁知道,都没见过,哪本杂志、书上都不写。苏联专家不告诉,跑了。我们就通过各种关系搜集资料。那些老教授来研究,开会、讨论,先学习后编书,这么训练。那个时候我曾有一句话:哈军工存亡在此一举,整不好就要灭了,没了。那个老教授直出汗,周祖同累得趴地下,他还原子弹原理,他哪见过原子弹啊!搜集各种杂志,德国的,英国的什么,搞一点,搞一点,还有居里的。还有很多教员都这样干。

这时候,我们研究机关有任务了,中国要想在地球上站住了,第一个,人造卫星要上天;第二个,原子弹要打下;第三个,洲际导弹要出来。我们学生刚刚训练哪,有的训练两年级,三年级,连窝端。别训练了,就这帮人,挺好,都给我,那个导弹发射基地,就是马兰那个。我们一个班54个人,二年级就去建设那个基地。还有原子弹研究,生产原子弹的工厂,那叫基地,我不讲多少号了,在渺无人烟那个地方,我们一个年级100多个人全都给他了。从一年级起到四年级,都给他了,等于这系一半儿都给他了。这帮人在那边参加研制,奋斗,加上自己的知识,加上哈军工精神,艰苦奋斗,有的搞了三十、四时年哪!

90年的时候,我到四川看我们那帮人,都白头发了,问他们二机部研究院,我说,怎么样这些人?他们说,全靠这帮人了,来的时候年轻,现在都50多了,真奋斗终身哪!所以,哈军工的毕业生,为什么说有名呢,最后这看到结果了。说你工厂有名没名,你看海尔,看你的冰箱啊,我把冰箱打开一看,不坏,海尔很好,名誉就上了。哈军工也看产品,就是学生。

后来,哈军工扒了军装,文化革命把我们打散了,整个学院给分散,消灭了,这个我不用讲了。那么学生到底怎么样,后来我也看到了,我们整了半天,出一身汗,咱们那个同学到底争气不争气?现在我一看,死能瞑目了,我很高兴,确实不坏。我对你讲,不是我吹,那一窝端去搞原子弹生产工厂,最后1964年10月14号在那个发射岛发射,从生产基地把原子弹押送到基地去,从基地挂到120米的架子上,离开之后回指挥所按电钮的,就是我们的学生。第一颗原子弹押送,挂起来,发射,是哈军工的学生,姓韩。第一颗人造卫星,指挥,创造,发射,也是我们的学生。洲际导弹,我不讲多少号了,打几千公里那个,外国人很害怕那玩艺,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不是苏联的。

陈晓楠:1953年8月,毛泽东曾经为即将成立的哈军工题写了一篇《训词》,《训词》中说,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然而,13年后,哈军工的院长刘居英却发现,掌握和驾驭技术,也就是知识,成为哈军工遭遇灭顶之灾的重要原因。

1966年4月1日,对当时的哈军工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一天,哈军工所有的干部、教员、学生,在校园里默默地摘下了代表着军人身份的帽徽和领章。从这一天开始,原来意义上的哈军工已经不存在了。

刘居英:哈军工有名啊,不是哪一个人干的,是我们党干的。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障碍,就在这正常的教育、训练,这样的严格要求的训练和秩序,与政治运动的矛盾。那个时代呀,不断地有政治运动。来一次运动,反正我们就是运动里那不合格的。什么教条主义,什么右派,右倾啊。最后哈军工成了四比一,四个突出,突出毛泽东思想,林彪突出政治,我们不突出政治。黑样板,头一个就是哈军工。所以,最后文化革命拿哈军工开刀,先在这开,有道理的。

 

(四)沉默的谜

陈晓楠:1961年,陈赓因心脏病,在58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四个月后,刘居英成为哈军工的院长。在以往所有与政治运动的对抗中,哈军工没有输掉过一节课。然而到了1964年,刘居英才明白在那个时代,哈军工已经不知不觉输掉了自己的命运。1964年10月的长沙会议,是哈军工悲剧的起始点。一场军队院校大整风,哈军工是不合格的头一名。因为如此,后来林彪的一封电报,硬生生扒掉了哈军工的军装。

刘居英:那是64年的10月。我知道的,是国防科工委路扬拿着当时林彪的电报。电报很简单,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退出军队系列。就这个,交地方,黑龙江省。就这个。什么也没说,怎么继承也不知道,没别的,就这个。

事先我不知道,没人告诉我。可能有人知道,因为有人要跑。我看长着腿都要走。别人都走我走不了啊,所以最后的时候人都走了,就剩我了,哎,就剩我了。

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批的,什么“两老办院”啊,当然现在都宣传成优点了,那时候可都是罪状,都是我的罪状,现在说好的,就不是我的了。那个时候,我就是总后台呀,是修正主义总后台,哈军工,所有知识分子总保护伞就是我啊,所以不斗你斗谁啊,那是应该的。

陈晓楠:叫什么都行,就是别用“军事”两个字,这是当年哈军工退出军队序列得到的唯一答复。文革中,北京大学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打倒了刘居英的哥哥、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第二天,刘居英就被当街揪斗。

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在林彪发布“一号命令”,要求紧急战备,哈军工就得到了一纸南迁的通知。原来的学院被打散,主体迁往长沙。文革中,刘居英在牛棚中受尽苦难。而此时的哈军工,甚至有教学楼沦为马棚。只是为什么哈军工会有这样的遭遇呢?

刘居英: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搞修正主义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张春桥讲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都是王八蛋。张春桥他们讲的。我是这帮人是保护伞,走资派。

陈晓楠:叶剑英元帅在1970年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庐山云雾弄阴晴。那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拉开大幕,政治的云雾阴晴未定。此时,远在哈尔滨的哈军工,已经在一纸南迁的命令之下,消失于历史的记忆之中。

为什么这所那么有名的军事工程学校,会突然被迫退出军队序列,继而在“文革”期间遭遇搬迁,肢解这样不寻常的灭顶之灾?从而不复存在。原因究竟是什么?已经成为一个未解之谜。是六十年代左倾思潮下的悲剧,还是权利斗争下的牺牲品?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阴差阳错?当我们向刘居英将军,这位曾经与哈军工共命运的老校长追问事情的原因时,他回答我们的却是沉默和愤怒。对他而言,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痛心的事情。他只能选择沉默来表达他的愤怒与惋惜。

所有不为人知的真相,依然锁在回忆当中。今天的我们,也只能从字里行间去寻找,去思考。然而无论事实真相是怎样,就像一位校友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哈军工留给他们的,不仅仅是一种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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